分析人士：GDP调整无碍2009年“保8”

曝光、公开信息甚至处罚始终难以遏制企业反复出现环境违法行为，业界对于黑名单发挥的警示作用产生了担忧。

黄志勇说，VOCs治理有吸附法、直接燃烧法和生物法等多种方法。到目前为止，国家和各省市已出台针对不同行业VOCs的排放标准，截至今年5月20日已有北京、天津、上海、河北、辽宁等10省市出台了VOCs排污费征收标准，其他省市排放和征收标准正陆续出台中。

霍普科技（天津）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黄志勇教授说，VOCs排放量大、种类多、结构复杂。连日来，臭氧已经超越PM2.5，已成为北京市的空气首要污染物。于是，我国在十三五规划中将VOCs纳入总体控制指标，并在重点区域、重点行业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在十三五期间，VOCs排放量从3000万吨/年降至100200万吨/年。此次公布的数值显示温室气体排放增加的势头得到了遏制。展会同时拥有国际展览业协会(UFI)和美国商务部(USFCS)两项权威国际认证。

2016-04-17 21:31珠三角臭氧污染已超PM2.5 臭氧元凶将纳入减排指标近日，记者从省环保厅获悉，十三五时期，广东将把造成臭氧污染的元凶VOCs纳入总量减排指标，落实行业总量控制，大力推进石化、塑料、印刷、家具等重点行业企业VOCs综合整治，从源头削减VOCs排放，不断改善全省空气质量。■名词解释挥发性有机物VOCs是挥发性有机物的总称，包括烷烃、芳香烃类、烯烃类、卤烃类、酯类、醛类、酮类等8大类化合物，共300多种。媒体的这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是完全不符合事实，但确实具有极大的欺骗性。

所以，当有人质疑近零排放是炒作的时候，那些热衷于炒作煤电排放的人，也感觉理亏。结果造成了2013年我国的煤炭消耗，一度超过了全球所有其他国家的总和(按国际能源署的统计，我国的耗煤占到了全球的50.2%)，同时也造成了我国全国多地大面积的严重雾霾污染。不仅如此，对某一污染排放的过度治理，还可能会增加其他污染物的排放。在能源革命的问题上，欧盟的做法其实更为激进。

现在，既然燃煤电厂主动采用了比天然气发电排放标准还要更低一些的标准，把它描述成是一种超低排放，在逻辑上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国的特殊国情，特殊发展阶段，决定了中国特色的超低排放必然具有一定的历史作用。

然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任何利的获得，都不可避免带有弊的损失。EPA估计，即使采用最先进的超临界锅炉或集成煤气化联合循环技术，只能达到约1700磅二氧化碳/兆瓦时的排放率。中国的减排是指减排政府所规定的污染物，而国际社会的减排则非常明确，是指减排造成温室气体效应的碳排放。我相信，社会上与笔者有同感的人，也不会太少。

因为，满足美国燃煤机组碳排放的要求，实际上要比满足我国对燃煤机组的某些单项指标困难得多。因为，从20毫克降到5毫克，从50毫克到35毫克，从100毫克到50毫克，无论要把这几各个指标中的哪一个变化，要说成近零都是难以服人的。例如，已经有研究指出某些超低排放的电厂附近，经常会有石膏雨出现。标准对燃煤和燃气发电厂规定了不同的排放限值，按照该规定天然气电厂要达标，必须采用联合循环(combinedcycle)技术。

国际社会公认的去煤化的能源革命方向，不可能因为中国发明了超低排放就发生任何改变。因此，他们认为与国际上相比，只要我们的燃煤机组达到国家的排放标准，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称之为低排放了。

当年，我们社会只知道大量燃煤会造成酸雨，并没有认识到燃煤过量对空气污染的其他严重损害。因此，他们很快就把当初近零排放的宣传口径改成了超低排放。

我国的煤炭能源政策是清洁高效利用，然而，超低排放只是一种按照中国现行环保标准实现的所谓煤炭清洁利用，如果按照国际社会的通行标准来衡量，超低排放既不清洁，更不高效。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我们国家火电的排放标准已经非常低了。从国际视野看我国的超低排放2015年8月，笔者有幸参加了一个《中美清洁空气论坛》。任何违背客观规律的尝试、努力，都不可能真正成功和奏效。因此，我们一定要防止把中国特色的超低排放，当成抗拒能源革命的一种理由来宣传。因为，自然界的煤炭资源太有限了、太宝贵了。

其实，这就是很多专家所担心的，过度治理空气污染，可能会增加水污染和土壤污染的危险。如果我们不改变当前大量挥霍燃煤的能源消费方式，百余年内人类的煤炭资源就可能会彻底枯竭。

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经常能听到国内的一些媒体宣传说，我国对燃煤机组的排放标准要高于美国、欧盟的标准。美国的能源革命目标已经非常明确，要在2050年之前关闭所有的燃煤、核能和燃油发电机组，只依靠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发电。

当前，我国煤电的超低排放宣传中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混淆了中国的排放与全球的排放之间的本质区别。因此，对于中国特色的超低排放，我们既要保持头脑清醒(不去过度炒作)，也不能因噎废食(盲目反对)。

应该承认，目前我国对火电厂排放烟气中的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项污染物排放新标准，确实比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排放标准要严格一些。美国环保官员说他们有过过度强调某单项环保指标的教训，所以，他们目前的清洁电力法案，坚决以最关键的污染指标碳排放为控制标准。否则，想只通过采用某些先进技术、提高热效率基本上不可能达到美国的新标准。笔者通过研读王志轩先生的一些文章，比较认同其所提出来的一些理由。

例如，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的王志轩先生，曾多次在媒体上公开质疑煤电近零排放、超低排放的科学性。所以，目前中国的减排与国际社会的减排，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很显然，仅仅因为把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三项污染物的浓度标准从20毫克/立方米、50毫克/立方米、100毫克/立方米，提高到5(或者10)毫克/立方米、35毫克/立方米、50毫克/立方米，就要宣传成是近零排放，肯定是站不住脚的。近年来，在我国电力行业，特别是大型火力发电企业中，兴起了一股燃煤机组的超低排放改造之风。

从逻辑上看，既然承认煤电界超低排放宣传的合理性，那么一些对此质疑的声音是不是就不对了呢?其实不然，笔者发现王志轩先生等人质疑超低排放炒作的理由，恰恰是美国等发达国家所制定的这几项排放标准，低于我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在我国当前还不得不以煤炭为主要能源的情况下，为了能在尽快治理雾霾的同时也拉动经济，推进全国的煤电厂进行超低排放改造，确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意义。

前不久根据某环保组织的一次实际调查就发现，所调查的多数超低排放电厂，其实际排放确实都达不到真正的超低排放。甚至还曾一度对某外国使馆提出雾霾问题嗤之以鼻。它既不是指所有污染物的排放，更不是全世界公认的碳排放。这也难怪，在社会媒体有关超低排放的宣传中，我们的煤电排放已经比天然气更低的说法，可以说是司空见惯。

然而，如果不考虑燃煤机组的温室气体排放，过分强调对某些单项污染物排放的治理，往往反而会增加燃煤机组的温室气体排放。因此，美国环境保护局(U.S.EPA)根据美国总统的清洁电力法案于2013年9月颁布了新的《新建火电厂温室气体排放限值》。

根据上述规定，我们不难发现，美国环保界严格控制燃煤机组的关键性综合指标，而不再热衷于对某些单项的排放指标提出特别高的要求。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普通公众，而且还误导了很多社会高层和专业人士。

笔者前不久参加了一次国家能源局组织的能源软科学评审，惊奇地发现，无论是承担能源软科学研究项目的，还是被邀请来参加软科学评审的专家，都有人接受了我们的煤电排放已经比天然气更低的错误概念。前不久英国能源大臣已经公开宣布，英国要争取在2025年就关停境内所有的燃煤机组。